饭游网（一三五）民国演义第一部第47章南昌起义（一）(南昌起义的主人公)
第47章南昌起义（一）
新派到中国、以替换鲍罗廷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和罗明那兹抵达武汉后，罗明那兹为统一中共的思想，促进新时期的工作需要，立即着手筹备召开有全国党的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
罗米那兹亲自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告全党党员书》，苏兆征草拟《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等人积极为会议做准备。周恩来在去南昌领导起义之前也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8月初以前，紧急会议的5个文件己拟好，各项议程己确定。
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以后，宋庆龄和邓演达分别发表声明，谴责汪精卫等人背叛革命，表示脱离武汉国民政府，不与其同流合污。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全体国民党员闻讯后，集体作出决议，致电宋庆龄和邓演达，支持他们二人的声明，呼吁他们留在武汉坚持斗争。现将电报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在坚决谴责所谓中山信徒的背叛的同时，会议认识到，我党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摆脱这一局势的唯一出路，在于坚决扭转最高领导的妥协叛变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以此作为中国民主解放革命的主要动力，坚决扩大工农运动，毫不含糊地维护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以保证健全的革命领导。际此严重时刻，会议认为你们脱离现职是不足取的，为此向你们两位和仍然忠于我们的领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发出呼吁。我们敦请你们在反对叛变的领导和反革命的斗争中成为更加积极有力的战士，把工农联合在中国国民党的周围，为贯彻实施我们领袖的三大政策而奋斗！”
实际上，在这个电报拍发时侯，宋庆龄和邓演达早已秘密离开了武汉。
也许是为了表明武汉国民政府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7月17日，汪精卫下令组成东征讨蒋军，由唐生智指挥，顺长江而下。蒋介石为了保住南京，阻击武汉东征军，不得不将北伐主力撤回长江沿线防守，只留下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第10军军长王天培率部固守徐州。
孙传芳得到情报，马上联合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向徐州发起猛攻。第10军已经连战两月，弹药所剩不多，坚持到与敌鏖战至弹尽粮绝，损失惨重，不得已撤出徐州退回安徽宿州固守待援。
徐州的丢失，将直接关系到南京的安危。此时的蒋介石，是决不允许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受到丝毫威胁的。于是，蒋介石调整部署，于7月29日亲自指挥王天培的第10军、王普的27军、钱大钧的32军、贺耀祖的40军和第1军一部，以及白崇禧原来指挥的陈调元37军、叶开鑫44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徐州发起反攻。
情绪比较急躁，是蒋介石性格中的一大缺憾，为了一举拿下徐州，蒋介石下令所有预备队调入一线作战，轮番强攻徐州。不想这正中了孙传芳的圈套，北军依仗徐州坚墙高垒，在徐州城下不断地消耗国民革命军的有生力量。王天培第10军三入徐州而不得，已成强弩之末。
眼看时机已到，孙传芳下令反击，命令预备队从右翼突出，直扑第10军指挥部所在地卧牛山。第10军急忙调兵阻击，无奈部队早已在连续攻城中锋芒尽折，心有余而力不足。战至下午，第十军节节败退，不得不撤退至霸王山一线。
王天培擅自一退，致使国民革命军的攻势顿挫。由于蒋介石已将预备队都调上了前线，后继无援，顿时全线崩溃。孙传芳乘势一路尾追，占领浦口，与长江南岸的南京隔江相望。
由于先前徐州的胜利，使得王天培骄傲起来，在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等人面前不知顾忌忘乎所以，以致在孙传芳部的反击下，兵败如山倒，牵连整个战局一发而不可收拾。
8月8日，蒋介石电召王天培赴南京面商机宜。8月9日，王天培一到南京就去拜见蒋介石，但蒋介石因太忙为由，没有召见他。
8月1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向全国发布通令：“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系黔中子弟，向以善战见称。此次北伐，竟节节失利，牵动全局，实由该军军长兼总指挥王天培当战事剧烈之际，安处后方，致前线无人指挥。身总军干，昏聩至于此极，及至退却。谕令该军长兼总指挥王天培暂在本部守法以观后效。”
除了王天培，同样被蒋介石要求在“本部守法”的还有黔军出身的甘嘉仪。
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宣布下野之后。第二天，何应钦、朱绍良亲自下令释放甘嘉仪，而王天培却以“送去西湖疗养”为名，深夜转押至杭州浙江省防指挥部。8月18日，军委会令杨胜治代第10军军长职，王天培之弟王天锡代副军长职。
王天培被扣押之后，第10军被划入何应钦所部第1军的指挥序列。“龙潭大捷”后，何应钦先将王天培部下，第10军支队司令陈干枪毙。然后以军委会名义下令浙江省防军总指挥蒋伯诚所部秘密处决王天培。9月2日深夜，王天培被枪杀于杭州。
1928年8月，国民政府对王天培平反昭雪，照陆军上将阵亡例给予抚恤。
近段时间以来，迷茫徬徨陈独秀陷于入极度苦恼之中。他坚持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强制推行的党内合作所致。可是，共产国际却将责任推给他一人，这让他非常想不通。由于共产国际的操纵，党内已出现公开反对陈独秀的活动。当年曾在中央机关工作，担任过陈独秀秘书的郑超麟在《怀旧集》中回忆：
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也不敢回骂。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一到武汉，即与张国焘、瞿秋白进行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陈独秀得知罗明纳兹和纽曼擅自重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与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后，极为知趣地于7月30日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
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决心东征讨伐以胡汉民、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命令唐生智所部的贺龙第20军、张发奎所部的叶挺的第11军纷纷向九江开拔，准备占领南昌，经皖南向南京方向挺进。中共中央敏锐地察觉到策划叶挺所部举行暴动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于是准备举行南昌起义。
当时叶挺、贺龙的部队都在九江，为什么不在九江起义，反而舍近求远跑到南昌去呢?
首先，九江是长江中游上的重要港口，交通极为发达，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次，长江沿岸云集着众多国民党的军队，如果在九江发动起义，很容易被敌人循江来袭，陷入四面被围的险境。
而南昌则不同。南昌距离九江约130公里，两地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是南浔铁路。南浔铁路(南昌到九江)是江西一条商办铁路，1907年开工兴建，1916年竣工通车，全长128公里。根据1928年的行车时刻表，全程运行时间为5小时27分。
通过南浔铁路，在起义的准备阶段，可以方便调运部队、运输辎重。更重要的是，当时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是位于南昌北面的牛行车站，与南昌城之间还隔着一道赣江。起义以后，如果敌人沿铁路来进攻，起义军还可以借赣江的阻隔来组织防守。
本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左派人物、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他和叶挺率领第二方面军一同举行起义。但张发奎不管再怎么“左”，终究还是国民党的高级指挥官，与共产党在观念上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再说，汪精卫对张发奎有知遇之恩，无论如何，张发奎也不会背弃汪精卫的。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会议。这个会议形成一个初步意见：“我党能控制的武装力量，在军事上要赶快集中到南昌，贺龙的第20军与我们达成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会议决定，放弃之前依靠张发奎的想法，命令叶挺率部向南昌集结，会同贺龙的第20军一起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将会议精神马上向中共中央常委会和还是共产国际代表的鲍罗廷进行了汇报。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立刻表示同意九江会议的意见，随即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7月23日，贺龙率领他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以奉命“东征讨蒋”为由，由武汉来到九江。在20军军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找到贺龙，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道：
“我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希望你率领20军和我们一致行动!”
“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 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贺龙紧紧握住谭平山的手，激动地表示道。
“郭化若同志，中共中央已经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首先在南昌发动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这是我给你开的介绍信，你立即离开教导团，去找中央军委，让组织帮助你转移到20军炮兵营去。”在武汉分校炮兵连的一个角落里，隐蔽在炮兵连的原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正在向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郭化若悄悄地叮嘱道，吩咐他转移。
7月24日，新到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部队在南昌起义后立即南下，迅速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以争取共产国际的援助，然后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在九江市中心区域，有一个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湖泊，名叫甘棠湖。甘棠湖因为是由庐山的泉水注入而形成的，所以湖水清彻透底，晶莹剔透。7月25日，叶剑英邀约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只小船上，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上，作为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通报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准备邀请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的情况，并进一步说明了如果叶挺、贺龙前去开会，有可能会被剥夺兵权。会上决定叶挺、贺龙不上庐山，部队乘车去南昌集结。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就开拔，贺龙部队后天开拔。这次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